第2088章 太宗篇35 成功亦是妥协
第2088章太宗篇35成功亦是妥协
雍熙四年夏六月,刑部大堂,一场别开生面的审判已然到收尾的关键时刻。这场局限于刑部大堂里的审判,牵动的却是京畿上下、宫廷内外几乎所有宗室、勋贵、官僚的心弦。
受审者身份特殊,乃是吴国公刘晖府上长史刘周,司马朱廷和,主簿张常建,同时,吴国公刘晖也被要求二堂旁听审判。
主审者乃是刑部尚书李惟清,由陇西调任京城任大理寺卿的王禹偁,陪审的身份就更加高贵了,燕王、宗正卿刘昭,以及宰臣、都察使韩徽。
徐王刘承赟,在雍熙三年腊月,走完了他平淡却极其显贵的一生,皇帝刘旸下诏,废朝五日,以悼念这个故去的宗室旧老。
徐王的后事如何暂且不表,刘旸总归不会苛待,一切依礼制而行,只是比起世祖皇帝时物质待遇方面有所削减。
而空出来的宗正卿,则让皇帝刘旸头疼了一阵子。随着皇室成员逐渐增多,各脉宗王公卿也都在开枝散叶,作为直接管理宗室成员的宗正寺就越发凸显了。
关于接任人选,刘旸头疼的倒不是取谁的问题,而是他的想法一时间不好宣之于口罢了。因为论资历、论辈分,赵王刘昉是最适合的人选,然而,刘旸显然不愿意赵王掌管宗正寺。
甚至于往下排到的吴国公刘晖,刘旸也排除掉了,他心里实则也不喜欢刘晖的虚荣浮丽。
于是,当皇帝都心有所属了,不管过程如何,也不管结果呈现得是否好看,大汉第三任的宗正卿诞生了,正是燕王刘昭。
此时,涉案人员又是吴国公三名主要僚属,又是吴国公旁听,又是燕王陪审,场面搞得如此严肃,事情的严重性也可想而知。
追本溯源,还是“税改”的问题。随着朝廷加强吏治,加大对各地不法勋贵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的纠治,雍熙元年前后那此起彼伏的所谓税改弊病得到纠正,不说一扫而空,至少风气是扭转过来了,此前乱象大幅减少。
在一种磕磕碰碰、反反复复的状态下,这几年下来,各个道州从官府到民间,从权贵到地主,行事都收敛了不少。毕竟,天子虽然慎刑少杀,但酷爱流刑,一流还往往数千里,甚至远渡重洋,这如何让人受得了。
这些年,随着海上贸易的风潮,各种海贸暴富的传奇传说层出不穷,不胜枚举,但是,这终究只是少数人,即便是海贸已然格外风靡的江浙闵粤地区,参与进去的都只是少数人。
至于更为广大的大汉江河内陆道州,真正有实力、有意愿尝试海贸,只有上层贵族抑或是实力雄厚的大商贾。
而大部分大汉士民,其经营的重心还是在土地上,再没有比脚下的黄土,生长的粮食作物,这种看得着、摸得到的东西更实在了。
虽然他们有机会的时候,还是忍不住花钱买两件“海物”,沾一沾洋气,甚至偶尔也会憧憬、幻想那种暴富,但要让他们踏出那一步,还是过于艰难,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百姓骨子里的土地思维太难扭转。
而如今,只因为对那些泥腿子压榨太狠了,就要罚没大量钱财,还要被迫变卖所有土地家产,举家外迁封国,这样的处罚实在太重了,也几乎是所有地主豪强难以承受之重。
趋利避害乃是人之本能,但朝廷的“严刑酷法”这真的落下来的时候,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收敛韬晦,进入蛰伏期。
因此,经过这几年的过渡期,大汉的税制改革算是缓缓落地了,至少在土地确权、土地买卖、土地等级、税务规定、税务收取等方面,已经形成一个系统,并且在绝大多数道州推广开来,正式代替旧的两税制。
而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,便是在雍熙四年初,在全国上计之中,朝廷正式明确了全国各道州府在册田亩数目。这是中央与地方在税制改革、田地规模上达成了一致,当然,这是一种妥协的一致。
但对于大汉的政治经济而言,却意义重大,这意味着,经过长达十年的改革推进,终于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,有了决定性的成果,从此以后,朝廷可以根据这些田亩籍册进行收税。
也意味着由改革带来的税制、治安上的混乱,经济、民生上的负面影响,都将逐步消散,这是大汉走向一个盛世雍熙的重要政治经济基础
甚至于,可以这么说,大汉以“统归地税”为核心的税制改革,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成功。
这是很多大臣在给刘旸的奏章中表明的东西,并以此夸耀刘旸的卓越政绩,不堕先帝之志,延续开宝盛世。似乎,从雍熙四年开始,大伙儿又可以安心享受清平盛世了,因此,皇帝你也就不要再和世祖一样折腾了
只不过,在这些赞誉背后,权贵们究竟存着什么心思,刘旸也不是毫无察觉。
至少,大汉的税制改革,当真成功了吗?这一点,在刘旸心中仍旧打了个问号。
就拿中枢对地方财税的收取来说吧,至少形式上,同样是扣除地方留税之后,再上缴。只不过,比起“量入为出”的两税法,朝廷有了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依据:土地,且在土地状况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,能够保持一个稳固的收入。
如此,对于财政司而言,自是省了很大的事,毕竟做财政预算这种东西,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大了,而朝廷对于帝国的管理也不可能做得那么细致。一切围绕着田亩籍册来展开,似乎起到了一个“旱涝保收”的效果。
然而,朝廷每年的支出却不是固定的,只要这份不确定性还存在,就永远不可能高枕无忧,财政司还得应时调整,一劳永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。
新税制下,朝廷根据田亩数目从诸道收取固定税收,地方道司再从下属州府县邑收取赋税,如此层次分明,但有一个极其明显的问题,那就是目前的田地确权,籍册数目,那数据当真是真实准确的吗?
不言而喻,这本质上只是税改到一定地步后,经过无数次纠缠碰撞之后,中央与地方达成的一种妥协。
也就是说,不管是道司也好,还是下属州府县乡也好,似乎都只需上缴固定税额即可,那么基于田册的固定税额之外呢?
还有,田亩确权造册之后,是否就一成不变了?土地交易后造成各家土地数目变化,从而产生的税费差距,这个如何把控,中枢其能监察得这般细致?
水田便旱田,旱田变水田;富田过渡利用后肥力下降变成中下田;田地种植不同作物,税收上是否应该有所差别,如果有,是否会影响基础粮食作物产出
总之,围绕着土地,能产生无数的疑问甚至是矛盾,而这些都不是中枢朝廷真正能够把握的。
这些问题,最终只能放给地方政府,而一旦放任,那么以封建官僚根深蒂固的秉性,那么旧的问题,新的矛盾,一起涌出来,是大概率的事情。
因此,那些始终排斥税改,希望恢复旧制的臣子,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毫无道理,也并非全然基于私利而提出反对意见。
毕竟,依着从前,按人头派税赋,每一人,每一户,照章纳税,岂不比复杂的地税简单省便?
说到底,大汉的税改,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,将纳税依据从人头变成了土地,这其中是有突破性改变的。
这是世祖皇帝基于实现一个“相对公平”而进行的改革创新,然而,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,作为实际执行者新一代君臣,却逐渐发现,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。
在新税制下,对于朝廷的监督能力,对官员的治政能力,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而实事求是地说,绝大部分的官吏,都不具备处理复杂税收导致的复杂民生、政治、经济问题。
面临着这般现实的情况,刘旸最终选择了妥协,也是不得已之下的选择。也正是触及到了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,刘旸才决定及时刹车,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君主专制帝国,有些问题,尤其在土地问题上,只能改良,而不能改革,因为改革必死,必乱。
也正因如此,作为世祖皇帝的第一继承人,刘旸对他老人家开拓策略的理解,才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理解。
尤其是经历过“川蜀之乱”后,对所谓的“泄洪所”,才有了一丝豁然开朗般的明悟。
显而易见的是,新税制下的大汉帝国,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矛盾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统治阶级要么完成一场自我进化,进一步强化对帝国、对黔首下民的控制,要么就只能在不断地捂盖子、压矛盾的过程中筋疲力竭,直到帝国尽头,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的,仍然只可能是改良。
而就当下的雍熙王朝而言,能够做的,也致力于做的,还是调和阶级矛盾,这也是刘旸正在进行的“新政”的本质。
至于税改,平心而论,到此时的程度,不管是朝廷权威所及,还是官吏能力所限,亦或是既得利益者的忍受,导游到达一种极限平衡,再不依不饶,对所有人都不好。
因此,在过去的几个月中,风向已经逐渐改了,这种变化身处局中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,并自上而下,层层传递下去。由此,大汉帝国从中央到地方,方才恢复了明面上的风平浪静。
然而,真的能静下吗?
妥协后刘旸与大汉朝廷,并非没有退后半步,相反,在“调和路线”越走越远,越走越坚定,法制的口号每月每日都在喊,雍熙四年春闱录取的明法科进士人数破天荒地达到了78人,对于不法勋贵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的打击,更是坚决如初。
这是真正被刘旸视为“执政方针”的东西,也是人治体制下,维护体制、巩固统治的做法,历朝历代,但凡能做到刘旸这样的程度,距离所谓盛世也就不远了。
因此,在刘旸登基后的第四个年头,大汉帝国整体上开始呈现出一种政治清明、军事强大、文化繁荣、经济活跃、社会矛盾缓解的状态,帝国开始在他的统治下迈向下一个巅峰。
但是,该有的问题,它依旧存在,哪怕朝廷压制得比较厉害,并且,时不时地还能来一个“惊喜”。
比如呈收敛姿态的权贵与地主们,他们当真老实了吗?事实上,在朝廷监管不及的地方,一切都是照旧的,朝廷的每一项规定,每个制度,都有避让的余地,他们也擅长钻空子。
法制的时代,都有无数的漏洞可钻,何况人治的时代,有太多人能堂而皇之地逾越乃至践踏所谓的法律制度了。
只不过,刘旸领导的朝廷,如今正在全力打击这些行为,于是,他们也顺势做出改变,从此前的明目张胆,变成了暗中行事。
被逮住了,结局固然不好,但只要不被逮到,不就行了?有钱,有权,就能带来足够的安全。
这又是朝廷与剥削阶级之间一场马拉松式的角力,本质上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调节,只不过,结果可能不那么让人乐观,最终的胜利者,大概率不会是朝廷。
就一个问题,作为皇帝的刘旸,又能统治大汉帝国多久?
并且,有些人根本没有等那么久的意思,就在今岁夏,给皇帝刘旸出了一个难题。
有人往三法司各投了一份举报信,皇城前的铜匦也没放过,内容是吴国公刘晖府上,隐匿土地,强占民田,以高利贷奴役下民,同时有欺男霸女、杀人害命之举,市井之间也迅速流传开这些内容。
一时之间,洛阳从朝廷到坊间,非议不断,而所有人的目光,都投向垂拱殿。
舆论堆积到这等程度,对此事,刘旸除了下诏彻查,其他任何包庇的做法都与他的人设不符,也有违他治政之理念。
而吴国公刘晖府上的事,并不难调查,两万多顷的地,又飞不走,同时还有更多人把土地寄名于公府名下,对外都说是吴公的地,籍以免税。然而,实际拥有的土地数目,比朝廷给的免税额度,超了何止十倍?
这种情况,换在普通勋贵、地主身上,早就重罚了。至于奴役佃民、雇工,放高利贷,乃是草菅人命的行为,则属于“正常操作”了。
而经过调查之后,其他小鱼小虾不需再提,真正被拿到刑部侦讯的,便成了刑部大堂上被审判三人。
至于具体的罪责如何,早就清楚,并报请皇帝批复过了,今日只是走个过场罢了。
随着三人罪行宣读完毕,伴着一声震耳惊魂的惊堂木砸打声,刑部尚书李惟清操着一口淮音,义正辞严地宣读最终判决,并由大理寺卿王禹偁当场核准。
判辞宣读完毕,三名犯官,最后站着的只有两人,主簿张常建,他被判流南洋,至少脑袋保住了,至于瘫软在地的两人,斩!
一切都是经过安排的,几乎提供了一条龙服务,二人押赴天牢侯斩,判流刑的主簿张常建也被立刻押出去,带上枷锁,背上家属准备的行囊,在两名差役护送下,踏上海外“追梦”之旅。
至于从头到尾听完宣判的吴国公刘晖,则在燕王刘昭的陪伴下,失落地走出刑部,夏日阳光落在他那张显得格外沧桑的俊脸上,把那无限凄然都给照了出来。
仅从外貌形象上而言,如今的刘晖是那种中年帅哥,天家贵气与璀璨文气交织在他身上,再加上那么一层满带故事的忧郁,绝对能让无数少女倾心。
可惜,跟在身后的,是个大男人。默默地看着刘晖那失魂落魄的背影,燕王刘昭脸上也不禁浮现出一抹不忍,然而见他欲离去,还是忍不住开口叫道:“七哥.还请留步!”
刘晖身体闻声一顿,缓缓回过身来,看着刘昭,以一种讥讽的语气道:“鸡的下场已经看完了,我这只猴还不能回府吗?”
“不能!”闻言,刘昭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,迎着刘晖的目光,深吸一口气,缓缓道:“还请七哥随我去一趟宗正寺吧!陛下诏意,圈禁一年!”
听到这么个回应,刘晖脸色变了变,变化是那般精彩,良久,打量着一脸为难的刘昭,双手伸出,漠然道:“需要带镣铐吗?”
“七哥言重了!”刘昭赶忙表示道。
刘晖时年四十,但在这一进一出之间,就仿佛苍老了十岁。刘昭也实在于心不忍,道:“一年时间很快,我也交待好了,必不会怠慢了七哥!”
刘晖没有接话,见状,刘昭又道:“七哥,陛下也是没有办法,人言可畏,你切勿埋怨.”
刘晖还是没有说话,一直到登上刘昭的王驾,兄弟俩同乘着,前往宗正寺途中,脑袋枕着车厢的刘晖方才轻声说道:
“陛下不是在渤泥岛给了我一块封地吗?我家大郎也二十岁了,你代我传句话,恳请陛下给他一份恩典,让他出海就国吧.”
皇城内,垂拱殿中,皇帝刘旸正杀气腾腾地注视着恭立于面前的皇城使王约,冷冷道:“给朕查出来!”
显然,这件事让刘旸异常愤怒,不在于最终对刘晖的处置,抑或顾念兄弟之情,而在于这种于暗处推波助澜、兴风作浪的行为!
其心可诛!其行可罪!此时的刘旸,就像一条被触了逆鳞的真龙,不施云雨,只降雷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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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熙四年夏六月,刑部大堂,一场别开生面的审判已然到收尾的关键时刻。这场局限于刑部大堂里的审判,牵动的却是京畿上下、宫廷内外几乎所有宗室、勋贵、官僚的心弦。
受审者身份特殊,乃是吴国公刘晖府上长史刘周,司马朱廷和,主簿张常建,同时,吴国公刘晖也被要求二堂旁听审判。
主审者乃是刑部尚书李惟清,由陇西调任京城任大理寺卿的王禹偁,陪审的身份就更加高贵了,燕王、宗正卿刘昭,以及宰臣、都察使韩徽。
徐王刘承赟,在雍熙三年腊月,走完了他平淡却极其显贵的一生,皇帝刘旸下诏,废朝五日,以悼念这个故去的宗室旧老。
徐王的后事如何暂且不表,刘旸总归不会苛待,一切依礼制而行,只是比起世祖皇帝时物质待遇方面有所削减。
而空出来的宗正卿,则让皇帝刘旸头疼了一阵子。随着皇室成员逐渐增多,各脉宗王公卿也都在开枝散叶,作为直接管理宗室成员的宗正寺就越发凸显了。
关于接任人选,刘旸头疼的倒不是取谁的问题,而是他的想法一时间不好宣之于口罢了。因为论资历、论辈分,赵王刘昉是最适合的人选,然而,刘旸显然不愿意赵王掌管宗正寺。
甚至于往下排到的吴国公刘晖,刘旸也排除掉了,他心里实则也不喜欢刘晖的虚荣浮丽。
于是,当皇帝都心有所属了,不管过程如何,也不管结果呈现得是否好看,大汉第三任的宗正卿诞生了,正是燕王刘昭。
此时,涉案人员又是吴国公三名主要僚属,又是吴国公旁听,又是燕王陪审,场面搞得如此严肃,事情的严重性也可想而知。
追本溯源,还是“税改”的问题。随着朝廷加强吏治,加大对各地不法勋贵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的纠治,雍熙元年前后那此起彼伏的所谓税改弊病得到纠正,不说一扫而空,至少风气是扭转过来了,此前乱象大幅减少。
在一种磕磕碰碰、反反复复的状态下,这几年下来,各个道州从官府到民间,从权贵到地主,行事都收敛了不少。毕竟,天子虽然慎刑少杀,但酷爱流刑,一流还往往数千里,甚至远渡重洋,这如何让人受得了。
这些年,随着海上贸易的风潮,各种海贸暴富的传奇传说层出不穷,不胜枚举,但是,这终究只是少数人,即便是海贸已然格外风靡的江浙闵粤地区,参与进去的都只是少数人。
至于更为广大的大汉江河内陆道州,真正有实力、有意愿尝试海贸,只有上层贵族抑或是实力雄厚的大商贾。
而大部分大汉士民,其经营的重心还是在土地上,再没有比脚下的黄土,生长的粮食作物,这种看得着、摸得到的东西更实在了。
虽然他们有机会的时候,还是忍不住花钱买两件“海物”,沾一沾洋气,甚至偶尔也会憧憬、幻想那种暴富,但要让他们踏出那一步,还是过于艰难,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百姓骨子里的土地思维太难扭转。
而如今,只因为对那些泥腿子压榨太狠了,就要罚没大量钱财,还要被迫变卖所有土地家产,举家外迁封国,这样的处罚实在太重了,也几乎是所有地主豪强难以承受之重。
趋利避害乃是人之本能,但朝廷的“严刑酷法”这真的落下来的时候,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收敛韬晦,进入蛰伏期。
因此,经过这几年的过渡期,大汉的税制改革算是缓缓落地了,至少在土地确权、土地买卖、土地等级、税务规定、税务收取等方面,已经形成一个系统,并且在绝大多数道州推广开来,正式代替旧的两税制。
而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,便是在雍熙四年初,在全国上计之中,朝廷正式明确了全国各道州府在册田亩数目。这是中央与地方在税制改革、田地规模上达成了一致,当然,这是一种妥协的一致。
但对于大汉的政治经济而言,却意义重大,这意味着,经过长达十年的改革推进,终于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,有了决定性的成果,从此以后,朝廷可以根据这些田亩籍册进行收税。
也意味着由改革带来的税制、治安上的混乱,经济、民生上的负面影响,都将逐步消散,这是大汉走向一个盛世雍熙的重要政治经济基础
甚至于,可以这么说,大汉以“统归地税”为核心的税制改革,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成功。
这是很多大臣在给刘旸的奏章中表明的东西,并以此夸耀刘旸的卓越政绩,不堕先帝之志,延续开宝盛世。似乎,从雍熙四年开始,大伙儿又可以安心享受清平盛世了,因此,皇帝你也就不要再和世祖一样折腾了
只不过,在这些赞誉背后,权贵们究竟存着什么心思,刘旸也不是毫无察觉。
至少,大汉的税制改革,当真成功了吗?这一点,在刘旸心中仍旧打了个问号。
就拿中枢对地方财税的收取来说吧,至少形式上,同样是扣除地方留税之后,再上缴。只不过,比起“量入为出”的两税法,朝廷有了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依据:土地,且在土地状况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,能够保持一个稳固的收入。
如此,对于财政司而言,自是省了很大的事,毕竟做财政预算这种东西,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大了,而朝廷对于帝国的管理也不可能做得那么细致。一切围绕着田亩籍册来展开,似乎起到了一个“旱涝保收”的效果。
然而,朝廷每年的支出却不是固定的,只要这份不确定性还存在,就永远不可能高枕无忧,财政司还得应时调整,一劳永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。
新税制下,朝廷根据田亩数目从诸道收取固定税收,地方道司再从下属州府县邑收取赋税,如此层次分明,但有一个极其明显的问题,那就是目前的田地确权,籍册数目,那数据当真是真实准确的吗?
不言而喻,这本质上只是税改到一定地步后,经过无数次纠缠碰撞之后,中央与地方达成的一种妥协。
也就是说,不管是道司也好,还是下属州府县乡也好,似乎都只需上缴固定税额即可,那么基于田册的固定税额之外呢?
还有,田亩确权造册之后,是否就一成不变了?土地交易后造成各家土地数目变化,从而产生的税费差距,这个如何把控,中枢其能监察得这般细致?
水田便旱田,旱田变水田;富田过渡利用后肥力下降变成中下田;田地种植不同作物,税收上是否应该有所差别,如果有,是否会影响基础粮食作物产出
总之,围绕着土地,能产生无数的疑问甚至是矛盾,而这些都不是中枢朝廷真正能够把握的。
这些问题,最终只能放给地方政府,而一旦放任,那么以封建官僚根深蒂固的秉性,那么旧的问题,新的矛盾,一起涌出来,是大概率的事情。
因此,那些始终排斥税改,希望恢复旧制的臣子,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毫无道理,也并非全然基于私利而提出反对意见。
毕竟,依着从前,按人头派税赋,每一人,每一户,照章纳税,岂不比复杂的地税简单省便?
说到底,大汉的税改,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,将纳税依据从人头变成了土地,这其中是有突破性改变的。
这是世祖皇帝基于实现一个“相对公平”而进行的改革创新,然而,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,作为实际执行者新一代君臣,却逐渐发现,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。
在新税制下,对于朝廷的监督能力,对官员的治政能力,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而实事求是地说,绝大部分的官吏,都不具备处理复杂税收导致的复杂民生、政治、经济问题。
面临着这般现实的情况,刘旸最终选择了妥协,也是不得已之下的选择。也正是触及到了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,刘旸才决定及时刹车,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君主专制帝国,有些问题,尤其在土地问题上,只能改良,而不能改革,因为改革必死,必乱。
也正因如此,作为世祖皇帝的第一继承人,刘旸对他老人家开拓策略的理解,才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理解。
尤其是经历过“川蜀之乱”后,对所谓的“泄洪所”,才有了一丝豁然开朗般的明悟。
显而易见的是,新税制下的大汉帝国,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矛盾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统治阶级要么完成一场自我进化,进一步强化对帝国、对黔首下民的控制,要么就只能在不断地捂盖子、压矛盾的过程中筋疲力竭,直到帝国尽头,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的,仍然只可能是改良。
而就当下的雍熙王朝而言,能够做的,也致力于做的,还是调和阶级矛盾,这也是刘旸正在进行的“新政”的本质。
至于税改,平心而论,到此时的程度,不管是朝廷权威所及,还是官吏能力所限,亦或是既得利益者的忍受,导游到达一种极限平衡,再不依不饶,对所有人都不好。
因此,在过去的几个月中,风向已经逐渐改了,这种变化身处局中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,并自上而下,层层传递下去。由此,大汉帝国从中央到地方,方才恢复了明面上的风平浪静。
然而,真的能静下吗?
妥协后刘旸与大汉朝廷,并非没有退后半步,相反,在“调和路线”越走越远,越走越坚定,法制的口号每月每日都在喊,雍熙四年春闱录取的明法科进士人数破天荒地达到了78人,对于不法勋贵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的打击,更是坚决如初。
这是真正被刘旸视为“执政方针”的东西,也是人治体制下,维护体制、巩固统治的做法,历朝历代,但凡能做到刘旸这样的程度,距离所谓盛世也就不远了。
因此,在刘旸登基后的第四个年头,大汉帝国整体上开始呈现出一种政治清明、军事强大、文化繁荣、经济活跃、社会矛盾缓解的状态,帝国开始在他的统治下迈向下一个巅峰。
但是,该有的问题,它依旧存在,哪怕朝廷压制得比较厉害,并且,时不时地还能来一个“惊喜”。
比如呈收敛姿态的权贵与地主们,他们当真老实了吗?事实上,在朝廷监管不及的地方,一切都是照旧的,朝廷的每一项规定,每个制度,都有避让的余地,他们也擅长钻空子。
法制的时代,都有无数的漏洞可钻,何况人治的时代,有太多人能堂而皇之地逾越乃至践踏所谓的法律制度了。
只不过,刘旸领导的朝廷,如今正在全力打击这些行为,于是,他们也顺势做出改变,从此前的明目张胆,变成了暗中行事。
被逮住了,结局固然不好,但只要不被逮到,不就行了?有钱,有权,就能带来足够的安全。
这又是朝廷与剥削阶级之间一场马拉松式的角力,本质上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调节,只不过,结果可能不那么让人乐观,最终的胜利者,大概率不会是朝廷。
就一个问题,作为皇帝的刘旸,又能统治大汉帝国多久?
并且,有些人根本没有等那么久的意思,就在今岁夏,给皇帝刘旸出了一个难题。
有人往三法司各投了一份举报信,皇城前的铜匦也没放过,内容是吴国公刘晖府上,隐匿土地,强占民田,以高利贷奴役下民,同时有欺男霸女、杀人害命之举,市井之间也迅速流传开这些内容。
一时之间,洛阳从朝廷到坊间,非议不断,而所有人的目光,都投向垂拱殿。
舆论堆积到这等程度,对此事,刘旸除了下诏彻查,其他任何包庇的做法都与他的人设不符,也有违他治政之理念。
而吴国公刘晖府上的事,并不难调查,两万多顷的地,又飞不走,同时还有更多人把土地寄名于公府名下,对外都说是吴公的地,籍以免税。然而,实际拥有的土地数目,比朝廷给的免税额度,超了何止十倍?
这种情况,换在普通勋贵、地主身上,早就重罚了。至于奴役佃民、雇工,放高利贷,乃是草菅人命的行为,则属于“正常操作”了。
而经过调查之后,其他小鱼小虾不需再提,真正被拿到刑部侦讯的,便成了刑部大堂上被审判三人。
至于具体的罪责如何,早就清楚,并报请皇帝批复过了,今日只是走个过场罢了。
随着三人罪行宣读完毕,伴着一声震耳惊魂的惊堂木砸打声,刑部尚书李惟清操着一口淮音,义正辞严地宣读最终判决,并由大理寺卿王禹偁当场核准。
判辞宣读完毕,三名犯官,最后站着的只有两人,主簿张常建,他被判流南洋,至少脑袋保住了,至于瘫软在地的两人,斩!
一切都是经过安排的,几乎提供了一条龙服务,二人押赴天牢侯斩,判流刑的主簿张常建也被立刻押出去,带上枷锁,背上家属准备的行囊,在两名差役护送下,踏上海外“追梦”之旅。
至于从头到尾听完宣判的吴国公刘晖,则在燕王刘昭的陪伴下,失落地走出刑部,夏日阳光落在他那张显得格外沧桑的俊脸上,把那无限凄然都给照了出来。
仅从外貌形象上而言,如今的刘晖是那种中年帅哥,天家贵气与璀璨文气交织在他身上,再加上那么一层满带故事的忧郁,绝对能让无数少女倾心。
可惜,跟在身后的,是个大男人。默默地看着刘晖那失魂落魄的背影,燕王刘昭脸上也不禁浮现出一抹不忍,然而见他欲离去,还是忍不住开口叫道:“七哥.还请留步!”
刘晖身体闻声一顿,缓缓回过身来,看着刘昭,以一种讥讽的语气道:“鸡的下场已经看完了,我这只猴还不能回府吗?”
“不能!”闻言,刘昭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,迎着刘晖的目光,深吸一口气,缓缓道:“还请七哥随我去一趟宗正寺吧!陛下诏意,圈禁一年!”
听到这么个回应,刘晖脸色变了变,变化是那般精彩,良久,打量着一脸为难的刘昭,双手伸出,漠然道:“需要带镣铐吗?”
“七哥言重了!”刘昭赶忙表示道。
刘晖时年四十,但在这一进一出之间,就仿佛苍老了十岁。刘昭也实在于心不忍,道:“一年时间很快,我也交待好了,必不会怠慢了七哥!”
刘晖没有接话,见状,刘昭又道:“七哥,陛下也是没有办法,人言可畏,你切勿埋怨.”
刘晖还是没有说话,一直到登上刘昭的王驾,兄弟俩同乘着,前往宗正寺途中,脑袋枕着车厢的刘晖方才轻声说道:
“陛下不是在渤泥岛给了我一块封地吗?我家大郎也二十岁了,你代我传句话,恳请陛下给他一份恩典,让他出海就国吧.”
皇城内,垂拱殿中,皇帝刘旸正杀气腾腾地注视着恭立于面前的皇城使王约,冷冷道:“给朕查出来!”
显然,这件事让刘旸异常愤怒,不在于最终对刘晖的处置,抑或顾念兄弟之情,而在于这种于暗处推波助澜、兴风作浪的行为!
其心可诛!其行可罪!此时的刘旸,就像一条被触了逆鳞的真龙,不施云雨,只降雷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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