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61章 新问题
第1761章新问题
时光悄然而逝,不知觉间,开宝二十二年中秋已然临近了,又是一年佳节,东京城内各处,已然遍挂花灯彩带,满城都释放着喜悦的气息。
风波过后,便是平静,随着西北叛乱的平定,大汉就像闯过了一劫,逐渐安定下来,日子照过如常。但是,只有身处其间的人,方才明白,比起过去,士民们的生计已然有了深刻的变化。
最明显的,自然是那逐步抬升的物价,当初的粮价风波,虽然在朝廷的打压下控制住了,但是时有反复,在三十文上下波动。
朝廷为了有调整的余地,也未像过去那边,固定粮价,定死一个指导价格。这也就导致,在过去的几个月间,官府几次向市面上放粮,也平抑制粮价。
抬升粮食价格,以惠及农民,是朝廷为了缓解农事矛盾,消解农民怨气,鼓励生产,是一道必须执行的政策。但是,若是城市粮价涨得太狠,导致失控了,也不是朝廷乐意看到的。
因而,如何控制其中的那个度,朝廷也是颇费心思,过去的半年多,也是时刻关注着,一旦有过头,便立刻出手干预。
也就是朝廷过去积攒甚丰,有足够资源可供调配,方才保证了一段平稳的过度期。然而,对于东京的士民而言,生活成本的提高是显著的。
这涨价的,可不只是粮食,连带着盐茶、糖酒、酱醋、肉食、蔬菜,等一系列生活物价,都跟着上涨,造成的结果便是,城市百姓的生计开始艰难了,像东京这样帝都,则更让人体会到什么叫“居大不易”。
当然,东京作为帝都,基本的体面还是要维持的,社会要安定,市场要繁荣,同时,充沛丰富的各类资源供应,形成了规模效应,价格上涨一些,但比起此前斗米五六十文的时候,还不是那么难以接受。
何况,帝都的生活水平本就较高,各种机会也多,赚钱也更多,这才维持着一个基本平衡。但京城之外的城市,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。
东京、洛阳的米价在三十文,其余城市就升到三十五、四十、五十文,且城市越偏越小,交通越困难,物产越贫瘠,价格就越高。而对这些情况,朝廷不是不知道,但要做到彻底的控制,几无可能。
说起来,还是过去,为了供养城市,对农民压榨太狠,吸血太多,如今为了拨乱反正,缓解矛盾,又生出新的问题罢了。
仅东京城内外,常驻人口便达百万,过去,刘皇帝也曾沉浸在这种壮观之中,但繁荣的背后,也酝酿着危机,如此众多的人口,想要供养,每日消耗的物资是海量的,这其中的代价显然是不轻的。
而天下不只一个东京城,还有洛阳、太原、幽州、大名、江宁、杭州、成都等大小城市,而这些地方,与东京的本质,也是相同的。
大汉的城市,说到底,还是消费型城市,为了供应这些城市,吸取的,自然是全天下农民的血汗。没有强大的生产力保证,没有充足的物资供应,一切繁荣,也都只是假象。
过去的几十年,天下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中,社会层面上也发生了剧烈的变革,商业日趋繁荣,城镇手工业空前发达,但这也是要建立在充沛的物资生产上的。
发展生产力,提高物资供应,也是最基本的事情。然而,恰恰是在这种根本的问题上,遇到了危机,不论商业有多繁荣,但大汉本质上仍旧是一个农业国家,全天下九成多的人都是农民,农事若不稳,帝国何以安。
从皇帝到官僚,往往只看得到城市的繁荣,却总是忽略农民的贫苦,并且也习惯了向他们索取,当然用压榨要更合适些。
而过去的这些年,城镇士民,之所以能过得那般滋润,也是建立在朝廷想方设法提供充足的价格低廉物资的基础上。
此前,朝廷痛下决心,推动物价上涨,也是因为终于发觉了其中的问题,感受到了供养那么多城镇居民的压力,通过此法,施恩农民,缓解过去大造铜钱带来的币值问题,同时也有赶人的想法在里边。
对于绝大多数在城镇中讨生活的平民而言,生活成本提高,生计艰难,待不下去,回农村便成了一条出路。
在朝廷的勉力维持下,轰轰烈烈的价格闯关,基本算是成功了,但是时间尚短,具体效果如何,还有待检验。
不过,有些问题,已然显露出来了。就眼下看来,赶人的目的并未达成,以东京为例,生活成本的提高给绝大多数士民带来的生计上的难题,但是,因此而逃离京城的人,却是少之又少。
对于在城市中待久了的人,想要让他们重回乡里,从地里刨食,显然也不那么容易。且不论如何,在城市中,机会更多,赚钱更多,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至于物价的提高,也只是生活水平下降罢了,而城市的繁荣,也不是乡野农间能够比拟的,这种差距,也能让许多人忍受城市中的贫苦。
而大汉百姓们的忍耐能力,从来都是惊人的,不只是农民,城市中的那些士民、商贾及手工业者,也是如此。
但是,生活的压力,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问题,过去的几个月间,各地城市的治安情况明显下降了,犯罪活动明显增多,就是东京城,也屡发恶性案件,开封府的差役判官们,都陷入了一片忙碌之中。
同时,此前太子刘旸巡视时察觉到的贫民坊问题,非但没有得到缓解,反而加剧了。开封府尹刘继昌花了些力气整治,但效果十分微弱,并且,随着治安问题频发,他的精力也被转移了。
过去的几个月,开封府受到的弹劾与责难,也增多了,刘继昌一度压力巨大的。所幸,由他倡议并实施的开封府“惠农新政”,终于推行开来。
这与朝廷目前重点关注的“三农”问题十分契合,而由开封府拨款,再加上东京“名流贤达”们踊跃捐资,足足筹集近三百万贯钱,用以给开封府辖下诸县的农民农业进行补助,同时修路、通渠、铺桥、建水库,也暂时分流了一批城市劳力。
有这项功绩打底,朝廷中给刘继昌站台的人也就多了,从太子到政事堂的大佬们,对开封府的表现,都挺满意,再加上刘继昌的身份在那儿,他这个开封府尹的位置,坐的还算稳。
历来,首善之区的主官都不好做,但刘继昌自觉,他这个开封府尹,是历任之中最难做的,遇到的问题也最多。几十年发展积累下的矛盾,似乎都在他的任上,慢慢爆发出来了。
凡事矫枉忌讳过正,但在事实的处置上,往往都是过正的,因为只有过正了,效果才能显著。在朝廷开始重视农业生产,关心农民问题,施政重心转移到发展农业生产,缓解城市与农民供应需求矛盾之后,朝廷之中,又不可避免抬头一种声音。
有不少官员,陆续上奏,希望朝廷能打压商业贸易,让朝廷回到“重农抑商”的正道上来。对于这种因噎废食,想开历史倒车的行为,中枢自然是要打压的。
无商不活的道理,在过去的几十年中,已然得到了充分验证,而商税的大笔进项,也足以坚定朝中权臣们的意志。
重农是根本的,但兴商也是必要的,这也是基本国策。然而,里里外外的杂音,来自各方面不那么良好的情况,也让朝廷纷扰不断。
为此,在七月份,赵王刘昉携平叛功将还朝,进行榆林平叛总结,做完定论之后,太子刘旸便召集群臣,就农与商的问题,进行了一场大讨论,以此统一思想,坚定农商并重的基本国策。
治国就是这样,矛盾不断,问题丛生,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。庞大的帝国,问题就更多了,但不论如何,大局还是在掌控中的,帝国的基本统治依旧是稳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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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光悄然而逝,不知觉间,开宝二十二年中秋已然临近了,又是一年佳节,东京城内各处,已然遍挂花灯彩带,满城都释放着喜悦的气息。
风波过后,便是平静,随着西北叛乱的平定,大汉就像闯过了一劫,逐渐安定下来,日子照过如常。但是,只有身处其间的人,方才明白,比起过去,士民们的生计已然有了深刻的变化。
最明显的,自然是那逐步抬升的物价,当初的粮价风波,虽然在朝廷的打压下控制住了,但是时有反复,在三十文上下波动。
朝廷为了有调整的余地,也未像过去那边,固定粮价,定死一个指导价格。这也就导致,在过去的几个月间,官府几次向市面上放粮,也平抑制粮价。
抬升粮食价格,以惠及农民,是朝廷为了缓解农事矛盾,消解农民怨气,鼓励生产,是一道必须执行的政策。但是,若是城市粮价涨得太狠,导致失控了,也不是朝廷乐意看到的。
因而,如何控制其中的那个度,朝廷也是颇费心思,过去的半年多,也是时刻关注着,一旦有过头,便立刻出手干预。
也就是朝廷过去积攒甚丰,有足够资源可供调配,方才保证了一段平稳的过度期。然而,对于东京的士民而言,生活成本的提高是显著的。
这涨价的,可不只是粮食,连带着盐茶、糖酒、酱醋、肉食、蔬菜,等一系列生活物价,都跟着上涨,造成的结果便是,城市百姓的生计开始艰难了,像东京这样帝都,则更让人体会到什么叫“居大不易”。
当然,东京作为帝都,基本的体面还是要维持的,社会要安定,市场要繁荣,同时,充沛丰富的各类资源供应,形成了规模效应,价格上涨一些,但比起此前斗米五六十文的时候,还不是那么难以接受。
何况,帝都的生活水平本就较高,各种机会也多,赚钱也更多,这才维持着一个基本平衡。但京城之外的城市,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。
东京、洛阳的米价在三十文,其余城市就升到三十五、四十、五十文,且城市越偏越小,交通越困难,物产越贫瘠,价格就越高。而对这些情况,朝廷不是不知道,但要做到彻底的控制,几无可能。
说起来,还是过去,为了供养城市,对农民压榨太狠,吸血太多,如今为了拨乱反正,缓解矛盾,又生出新的问题罢了。
仅东京城内外,常驻人口便达百万,过去,刘皇帝也曾沉浸在这种壮观之中,但繁荣的背后,也酝酿着危机,如此众多的人口,想要供养,每日消耗的物资是海量的,这其中的代价显然是不轻的。
而天下不只一个东京城,还有洛阳、太原、幽州、大名、江宁、杭州、成都等大小城市,而这些地方,与东京的本质,也是相同的。
大汉的城市,说到底,还是消费型城市,为了供应这些城市,吸取的,自然是全天下农民的血汗。没有强大的生产力保证,没有充足的物资供应,一切繁荣,也都只是假象。
过去的几十年,天下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中,社会层面上也发生了剧烈的变革,商业日趋繁荣,城镇手工业空前发达,但这也是要建立在充沛的物资生产上的。
发展生产力,提高物资供应,也是最基本的事情。然而,恰恰是在这种根本的问题上,遇到了危机,不论商业有多繁荣,但大汉本质上仍旧是一个农业国家,全天下九成多的人都是农民,农事若不稳,帝国何以安。
从皇帝到官僚,往往只看得到城市的繁荣,却总是忽略农民的贫苦,并且也习惯了向他们索取,当然用压榨要更合适些。
而过去的这些年,城镇士民,之所以能过得那般滋润,也是建立在朝廷想方设法提供充足的价格低廉物资的基础上。
此前,朝廷痛下决心,推动物价上涨,也是因为终于发觉了其中的问题,感受到了供养那么多城镇居民的压力,通过此法,施恩农民,缓解过去大造铜钱带来的币值问题,同时也有赶人的想法在里边。
对于绝大多数在城镇中讨生活的平民而言,生活成本提高,生计艰难,待不下去,回农村便成了一条出路。
在朝廷的勉力维持下,轰轰烈烈的价格闯关,基本算是成功了,但是时间尚短,具体效果如何,还有待检验。
不过,有些问题,已然显露出来了。就眼下看来,赶人的目的并未达成,以东京为例,生活成本的提高给绝大多数士民带来的生计上的难题,但是,因此而逃离京城的人,却是少之又少。
对于在城市中待久了的人,想要让他们重回乡里,从地里刨食,显然也不那么容易。且不论如何,在城市中,机会更多,赚钱更多,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至于物价的提高,也只是生活水平下降罢了,而城市的繁荣,也不是乡野农间能够比拟的,这种差距,也能让许多人忍受城市中的贫苦。
而大汉百姓们的忍耐能力,从来都是惊人的,不只是农民,城市中的那些士民、商贾及手工业者,也是如此。
但是,生活的压力,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问题,过去的几个月间,各地城市的治安情况明显下降了,犯罪活动明显增多,就是东京城,也屡发恶性案件,开封府的差役判官们,都陷入了一片忙碌之中。
同时,此前太子刘旸巡视时察觉到的贫民坊问题,非但没有得到缓解,反而加剧了。开封府尹刘继昌花了些力气整治,但效果十分微弱,并且,随着治安问题频发,他的精力也被转移了。
过去的几个月,开封府受到的弹劾与责难,也增多了,刘继昌一度压力巨大的。所幸,由他倡议并实施的开封府“惠农新政”,终于推行开来。
这与朝廷目前重点关注的“三农”问题十分契合,而由开封府拨款,再加上东京“名流贤达”们踊跃捐资,足足筹集近三百万贯钱,用以给开封府辖下诸县的农民农业进行补助,同时修路、通渠、铺桥、建水库,也暂时分流了一批城市劳力。
有这项功绩打底,朝廷中给刘继昌站台的人也就多了,从太子到政事堂的大佬们,对开封府的表现,都挺满意,再加上刘继昌的身份在那儿,他这个开封府尹的位置,坐的还算稳。
历来,首善之区的主官都不好做,但刘继昌自觉,他这个开封府尹,是历任之中最难做的,遇到的问题也最多。几十年发展积累下的矛盾,似乎都在他的任上,慢慢爆发出来了。
凡事矫枉忌讳过正,但在事实的处置上,往往都是过正的,因为只有过正了,效果才能显著。在朝廷开始重视农业生产,关心农民问题,施政重心转移到发展农业生产,缓解城市与农民供应需求矛盾之后,朝廷之中,又不可避免抬头一种声音。
有不少官员,陆续上奏,希望朝廷能打压商业贸易,让朝廷回到“重农抑商”的正道上来。对于这种因噎废食,想开历史倒车的行为,中枢自然是要打压的。
无商不活的道理,在过去的几十年中,已然得到了充分验证,而商税的大笔进项,也足以坚定朝中权臣们的意志。
重农是根本的,但兴商也是必要的,这也是基本国策。然而,里里外外的杂音,来自各方面不那么良好的情况,也让朝廷纷扰不断。
为此,在七月份,赵王刘昉携平叛功将还朝,进行榆林平叛总结,做完定论之后,太子刘旸便召集群臣,就农与商的问题,进行了一场大讨论,以此统一思想,坚定农商并重的基本国策。
治国就是这样,矛盾不断,问题丛生,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。庞大的帝国,问题就更多了,但不论如何,大局还是在掌控中的,帝国的基本统治依旧是稳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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